我们在怀化新晃，看足了秋天。采访的几天内，正是秋光明艳之时。这里的秋，不同于雪峰山以东，属于三级阶地的江南丘陵地带，即使是晴好的秋日，也难免会有浅淡的雾气。新晃的秋，近似于高原的气象。天高云淡，红叶漫山，极为清澈明晰。我们就在这样的秋日光景里，寻找着那些和地名有关的故事。 撰文/本报记者常立军
[凉伞]土匪呼啸山林，这里曾是军事重镇
从新晃县城出发，绕过贵州玉屏，可方便到达凉伞镇。据说走这条路会比从新晃境内去往凉伞更加方便。
姚源淦老师推荐我们第一站来这里。原因很简单，这里是文献记载中的唐代夜郎县故址，新晃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地名诞生地。我们沿着水支流犀溪河一路曲折向南，车在一个小镇停了下来。这里就是凉伞。
凉伞的名字来源于一个当地的特殊地貌。山崖上有一块状如乘凉用伞的石头，因此被称作凉伞。这个奇特的造型甚至被当地人演绎出一种性文化的象征意义。凉伞石被称之为“公岩”，另外一个山头的则有一个对应的“母岩”。传统文化中阴阳互生的自然观念，深植于人们内心。
凉伞是一个看起来并不是很有现代感的乡镇，房屋林立，街道拥挤，却异常热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贵州镇远的一条重要道路和军事隘口。因此也产生了诸多和军事有关的地名。我们站在镇边犀溪河的一座桥上，姚老师指着不远处一座小丘下的农舍，告诉我们那里叫“便幸”，属于子成村。这是个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词语。姚老师说这里本来叫“边汛”。边的侗语意思是“对面”，汛则是指凉伞汛。汛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河流涨水，而是指“军队驻防之地”。“边汛”的意思就是军队驻防地的对面。凉伞汛设立于清乾隆时期，按照“营、汛、塘”的编制依次排列下来。
军队的驻扎，影响着周边的地名。在边汛组附近，还有一处名为“官田”的地名。清乾隆年间，凉伞汛设立之后，便开始了屯田养兵。当时是派了一把总统兵29名在此，村寨背后的平台叫“盘蒙”，意思是官家营盘，屯田被叫做“啊蒙”。边汛和官田它们都属于子成村。这个村的得名也源于一次军事行动。
1950年，夏秋之交，五千多名残匪汇聚在这里，在姚大榜，就是《乌龙山剿匪记》里那个榜爷的指挥下，构筑工事，修建碉堡，在此成立了“湘黔边区反共游击司令部”，匪首杨永清任司令，姚大榜担任副司令。11月20日，会同军分区第419团和贵州镇远军分区的4个营，分别由东、西两面向中寨地区推进，将杨、姚匪部压缩在中寨、淮噩、北罗、新岩、忙丹、凉伞一线。经一个多月的连续合击和搜剿，歼匪2800余人，副司令姚大榜偷渡时被军民发现，淹死了，司令杨永清化装成“新娘”，在“媒婆”黄玉姣（军统特务）护送下企图混过西乡村封锁线时，被剿匪部队侦察兵识破，将其捕获。“雪凉合围”战役中，镇远军分区150团解放军战士鲍子成在此牺牲，1966年，为了纪念他，官田大队改为了子成大队，最终又改为了现在的“子成村”。
[天堂]一个曾经战火纷飞的地方
凉伞附近，有林冲、扶罗等乡镇。曾经的天堂乡，消失在它们的区划里。
林冲和水浒上的林冲毫无关联。它是侗语“砱冲”的音译。这是一个汉语与侗语混合的地名。意思是石头（砱）冲。得名于镇上的溪流每年洪水时都会带来大量的砂石。扶罗镇的得名原因则有更多的说法。有说是因为打稻谷时要手扶箩筐，也有说这里是有几座山头形似“覆锣”而得名。
这里历史上曾经被称作“天堂诸寨”。《明史》中多次提及“天堂诸寨”这个区域地名，天堂是新晃境内湖广农民起义的核心区域。《明史·湖广土司》记载：“天顺元年（1457），总督石璞调总兵官方瑛，始克期征剿，破天堂、小坪、墨溪二百二十七寨，擒伪王侯伯等百余人，斩贼首千四百余级，夺回军人男妇千三百余口，于是苗患渐平。”这是当时官方的记载。天堂附近因此留下了诸多与这次农民起义相关的地名。然而历史被时间冲淡，地名也因此成为一种“误会”。很多人认为这些地名与苗民反叛造成的动乱有关。
新晃大部分乡镇都有带“王”字的地名，如晃州镇“老王寨”，扶罗镇“天王玛”“天王坝”“盖楼王（王爷的山坡）”，鱼市镇“天王寨”，林冲镇“老王山”“老王冲”“各楼王”，凉伞镇“盘（老）王”“老王坡”“老王团”，贡溪镇“正王”“天皇（王）”等，以及相关的“坪定（殿）”“出佃（殿）”“附马冲”“富马田”“大簸”“小簸”“三伯老”“岑兰屯”“盖屯”“血坡屯”“九屯坡”等等，当地人都说不清楚其来历与含义。
姚源淦认为，由于湖广农民起义已过去数百年，因战乱造成的居民迁徙，人们又看不到《明史》的记载，久而久之，人们的记忆就模糊起来，于是就把它与“反苗”相联系，造成历史的误会。其实，所谓“反苗”是一个概念不清的说法，多是指清末民初湘黔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起义所造成的动乱，或人们抵抗外来土匪势力入境骚扰的事件。但这些事件影响范围有限，是不可能产生如此大面积相关地名的。而“二百二十七寨”“王侯伯百余人”，说明湖广农民起义在境内广泛建立了农民政权，设立了很多营寨。“反苗”能反出那么多“王”和“寨”吗？拨开“反苗”迷雾，探讨历史真相，由此发现新晃境内200余个与明朝湖广农民起义有关的地名。
如今已无天堂乡，它大半被并入了林冲镇，一小部分被并入了扶罗镇。还保留了天堂村的村名。2018年，《湖湘地理》栏目曾刊发过一篇关于天堂镇的文章《怀化，有个叫天堂的地方》。其实2015年，新晃乡镇区划调整，天堂乡就已经被并入了林冲、扶罗两镇。天堂，这个美好的名字得于山顶的水塘，后来被雅化为“天堂”。这里曾是新晃县的重要交通据点，也因此成为“湖广农民起义”的主战场。
我们沿着山路一路开向山顶，这里是姚源淦老师的故乡。站在山顶的寨子上，满目河山历历，秋色明艳到了极致。历史上这里的人们也许并不能感受到风景的美好，他们更多的是要面对中央王朝不断压缩他们到这些狭促的生活空间而带来的生存危机。时至今日，稳定、良好的民族关系才能让人们重新审视这片山河，赞叹自然的造物之美。
山路边，中巴车的招呼站，也有我们看不懂的各种地名。其中有一站叫街大站。并不是说这里有条很大的街。街市寨子，大是老大，长兄。这里原有一族人，在长兄的带领下，来到这里建立了寨子。后来土匪劫掠了这个寨子，他们便又迁回深山里去了。这里就只剩下一个“街大”的地名。
在扶罗镇，和战争有关的地名比比皆是。炮楼屯、黄瓜屯，都是当年的吞并之处。黄瓜屯是王卦屯的音译。快到一座山顶时，姚老师带我们走进一条小路，这里的山间，有一条“花街路”。花街路是侗族人对古道的通称。路面由散碎的山石或鹅卵石铺成，在山间谷地蜿蜒。扶罗的这条花街路静美得让人迷恋。漫长的山路上，无人行走，秋叶随性地落在大地上，路边的成片的粗大古树张开巨大的树冠伸向碧蓝的天空，茅莓和紫珠的果实点缀出秋日里最为鲜明的色彩。大片的云朵在天空中随风飘荡。明艳的秋日山川中，无需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交谈，打开心扉，与自然天地间，便有无穷的话语。
[从鱼市到禾滩]在地名中看到山里人的生活
去往禾滩镇的路上，我们先去鱼市镇探访一个有意思的地名：五陵。鱼市镇离新晃县城很近。出县城沿着水河开车十几分钟即到。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湖南地名。鱼市，卖鱼之市。地靠河边，打鱼卖鱼买鱼的人自然就多，地名由此形成。
新晃多山，缺少平缓的谷地。几乎所有的村落都在山上，这种山，险峻难行。晏家村五陵组就在这样的山间。一座巨大的鼓楼是它的标志。这也是侗寨最为核心的公共空间。路边有几位村民围在一起，他们中间有一个深坑。坑里的人不断地把红薯放在篮筐里，由上面的人提出来。这种窖藏红薯的方式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地处高海拔地区的新晃，河流虽多，水量却不大。干燥的环境中，即使是挖一个深坑，也很难见到井水。五陵的名字，听起来与“武陵”颇为接近。姚老师甚至因此怀疑武陵山的名字来源与某些山陵有关。
五陵组的一位村民，骑着摩托带领我们去天王寨。这个听起来很霸气的名字，与湖广农民起义有关。周围与“王”有关的地名很多。起义，自立为王，起义或成功或失败，名字基本都传了下来。天王寨在一座很不起眼的山坡上。这是一座毫无美感的山坡。但地势相对平缓，适合扎寨。寨子中的老人，隐约还记得一些关于地名的故事，但这种记忆已经是相当模糊。寨中的房屋尚未更新，还是侗族传统的全木结构房屋，需要每隔几年就刷桐油防腐的那种。
乡镇驻地的海拔一般都要比山上的村落低一些。它们多选择相对较为宽阔的山间谷地。禾滩镇就在这样一条狭窄的谷地里。溪水从镇政府旁穿过。禾滩的得名也与此有关。禾滩原名窝滩。更早的名字是噩滩，据说与溪水中多斜向的石缝，导致放排或洗澡游泳被卡，常出溺亡事故有关。后来因为这个词实在难听且令人惊悚，就改成了禾滩镇。如今溪水早已没有那般凶猛，大大小小的水电站卡住了水流，溪水因此变得清浅。
我们在禾滩镇的地图上看到一个叫磨烈的地名，听起来很惨烈的感觉。实际上磨烈的意思是说很累，走不动路的意思。可以想象，在没有公路的古代，要徒步穿越这样的山区，“磨烈”的感觉肯定会很强烈。地理空间影响着民族性格。面对狭窄的生存空间，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和毅力才能生存下去，山里人质朴坚韧的性格由此形成。
[中寨]
1860年修建的山间古凉亭惯性地延续着历史传统
从禾滩出发向南，是新晃的东南角——中寨镇。中寨是新晃侗族的核心聚居区。中寨侗语发音为“地粳”，意思是适合种植稻米的土地。因其位于计寨和头家之间，因此被称为“中寨”。中寨地处云贵高原苗岭山脉的末端，地势因此南高北低。我们从镇上出发，去往一个叫赛容村的地方。路程艰险，需要翻越一座大山。这让我们感受到，因为地理的阻隔，自古以来，这里的行政管理就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然而古人还是在这里建立了通达有效的交通网络，并没有让这远离城镇的地方成为隔绝之地。
行车途中，一座古朴的凉亭吸引了我们。这是一座石木结构的凉亭，叫培元石亭。类似的凉亭我们在湖南其他的古道上见过许多，但大多为全石构造。这座培元石亭下半部分以石头作为基础，支撑柱也是石制。柱上部分的抬梁结构则全部为木制。两者以榫卯结构连接。新晃山高林密，木材随处可取。所见建筑，多为木结构。亭子修建于清代咸丰十年，也就是近代史开始20年后的1860年。这让我们颇为感叹。这一年的王朝中心地带，正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动荡时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而在这远离了中心的山间，还在延续着传统的方式集资在古道边修建凉亭。历史有着巨大的惯性，时空因此错乱得令人唏嘘。
虽然是由各民族民众共同捐建，石亭却属于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石柱上的对联、刻满了汉字的捐建碑无一不在证明着这点。亭子四周有非常漂亮的书法石刻。分别是“东衍新村”“西耸岑翰”“南峙黔峰”“北撑楚岫”，十六个字，写尽这里的地理风貌。就连亭子自身的名字培元亭，也是源于中原文化里古老的哲学思想固本培元。对于不同的族群而言，文化的长久浸润，远比征伐更有意义。
沿着狭窄的山谷，我们到达赛容村。赛容村在一个小山坳里。村部和几户人家挤在一起，山体成围合状。“赛容”，第一次地名普查《地名录》说：“村子向阳，日照时间长而得名‘晒容’。后雅化为赛容。”把它看作是汉语地名，有望文生义之嫌。此次调查时，当地老人说，“赛”是赛角，“容”是放木下山的通道。意指放木通道下部的上小下大的土堆。这种解释也很牵强。最后解释为“心形山湾里的寨子”：“赛”是“寨”的音译变音，“容”指“心形（山湾）”。这个解释得到当地人的认可。其实，凉伞镇桂林溪村有个“寨绒”，意为中心寨，与“寨佑（上寨）”意思相对，与“赛容”的意思基本相同。
[龙溪口]
“湘黔滇旅行团”曾经过这里去往云南
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回到新晃县城。
历史上，这座县城的中心在 水河两岸不断变动。到如今，这座规模不大的县城已经拥有了新晃城、老晃城、龙溪口三个中心。其中最为特殊的是龙溪口，在历史上，它是以新晃的商业码头，水运时代，水河通达贵州，这里是著名的商埠之一。
龙溪口位于河流的北岸，如今这里依然保持着繁华景象。没有被过度商业化的古镇，保留着很好的生活气息。龙溪口的名字来源于水河的支流龙溪。两水在此交汇，形成入河口。走进龙溪口老街，旧时光的气息依然弥漫在这里。这里依然是传统的商业街区格局。旁边的小店里有人在制作傩面木雕，满墙面具让人感到有些惊悚，远古的巫风扑面而来。店主人叫钱金菊，钻研侗傩戏面具已有三十多年。
龙溪口较好地保存了明末至民国不同时期的古商号及宗教建筑特点。现有68栋古建筑，古镇内街道保存较完整，大多为青石板铺满。有古宗教场所建筑3座、古商号建筑42座，分别位于龙溪口正街、贵州街、福寿街、万寿街、斌星街。龙溪口古商号建筑均为四面封火墙构成每一栋封闭式的庭院，多栋院内为穿斗式木质结构的两层楼房。每栋庭院两侧的封火墙多为双马头门墙，内有天井、太平缸，墙头多有彩绘，庭院内的木结构楼房、门窗多有精美的雕饰。
龙溪口多窨子屋。窨子屋是侗族创造的民居建筑，为湘黔赣地区的特色传统建筑。窨子屋形似四合院，多为两进两层。它的总体结构是外面高墙环绕，里面木质房舍，屋顶从四围成比例地向内中心低斜，小方形天井可吸纳阳光和空气。形似一颗印章，有着独特的“方正之美”。
继续深入龙溪口，可见灶王宫。灶王宫始建于1921年，坐落在龙溪口下正街。东与五通庙、瑶池宫为邻，前临大街，后靠营盘坡。宫内供奉“九天东厨司命太乙奏善府君”，及太阳、月亮、雷公等神像。对于自然和生活的崇拜，随着商业活动，也被带到了遥远的新晃。
龙溪口的建筑风格多样而独特。这里有一座万寿宫，我们因此推测这里的商户多是江西人。果不其然，我们在街巷里找到了许多江西人有关的建筑。其中如“刘同庆油号”“万寿街42号”“回春堂药号”，都是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商户。贵州人也依靠地理上的便利来此谋生，贩卖布匹的湘黔商行就是由贵州镇远的一位陈姓商人经营。新晃本地人则多利用地利的优势经营客栈。其中有一家“临阳公栈”，据说曾住过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家。林徽因因为生病，在此滞留达半月之久。
距离客栈不远处一个叫“三益盐店”的老铺面上挂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1938年）旅行团辅导团驻址”。原来这里曾经有“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他们是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从“长沙临时大学”出发前往昆明的三路人马中的一路，也是路程最为艰辛的一路，他们之后便组建了著名的西南联大。这座千年古镇，也成为这段壮丽的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姚源淦：热爱本土文化的地名译者是这个地方真正的财富
没有新晃县史志办姚源淦老师的翻译，我们就会陷入对地名的迷茫之中，而破译侗语地名，是他为之痴迷的终生事业。
起初我们很担心带我们探访侗族地名的姚源淦老师会像很多地方文史专家那样，故步自封于夸大本土文化。结果证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姚老师并没有把夜郎国说成确定在新晃，而是本着一直客观理性的学术态度，不断地理清新晃与夜郎之间的关系。
姚老师在1978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在怀化师专就读，毕业后在一所农村中学教语文。1985年又到吉首大学进修，知道新晃缺乏侗语研究人才，就把学习重点放在音韵学上，自学侗语知识，毕业论文《新晃侗语调查报告》获指导教师好评，评为优秀论文。毕业后回到原学校教书。工作之余，继续搜集和整理汉语方言及侗语方言资料，尝试撰写相关专论。2004年10月，借调到县史志办工作。2007年，他参加《新晃军事志》编纂，接触到更多的历史地名，对地名文化含义有了进一步了解。
2002年起，新晃掀起夜郎宣传热潮，有些炒作脱离史实，说“新晃在唐宋时期两置夜郎县，历时287年”。这种说法来源于《辞源》“夜郎”条目。《辞源》虽然是权威性著作，难免有失误，且只是语言工具书，不是史学著作，其内容只能作为研究线索，不能作为依据，于是写了《新晃“夜郎”考辨》的文章，引用新旧《唐书》《元和郡县志》《芷江县志》等史志著作记载，说明唐贞观八年在新晃地域置夜郎仅108年，前58年县治在凉伞，宋朝复置夜郎更是子虚乌有，由此廓清《湖南通志》推测凉伞即古晃州治的误断。
在地名研究中，他不仅注意相关资料中的地名，更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地名，思考其含义和得名原因。他在写《新晃侗语调查报告》时，曾认为中寨镇是“侗家人的地方”。后觉得不准确，因为新晃侗族自称叫“jiong”，语音有一定差异。他询问过几个中寨人，他们有说“jing”是争执的意思，有说是中心的意思，都觉得有附会之嫌，不是这个地名的本意。后来他考虑，侗族是一个农耕民族，把糯稻之外的水稻称之为粳，有可能是中寨侗族先民寻找落脚安家之地时，看到这里是一片未开垦的谷地，认为这里是适宜开田种稻的地方，于是得名“地粳”。他与新晃最早研究侗族语言和民族文化老专家张家桢先生交流，介绍对中寨地名的认识，他说，“你这样解释就对了”。鉴于他在地名普查中多有贡献，2019年4月，成为国务院地名普查领导小组表彰的百名全国“先进个人”之一。
姚老师对本土的热爱，不仅限于地名。他曾带我们艰险跋涉进入一个峡谷，寻找一块带有天然文字图样的巨石。他认为这是天然的造化，是属于新晃的自然财富。而我们觉得像他这样致力于留存地名记忆的人，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