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语地名

    沪昆高铁可以直达怀化新晃。现代化的高铁与荒僻偏远的山野对比极为强烈。地理上的新晃，是远离中心的边缘地带，但它又是一个两个中心之间的“冲突之地”。不同的文明在此撞击、融合，新晃的地名因此具有多样的文化特征。也许它们看起来有些“怪异”，但真正了解之后，才懂得其中蕴含着海量的地理与历史信息。

    直到唐代，这里才有一个真正的“名”

    一个地方可以偏远到什么程度？地名也许可以成为一个衡量标准。

    新晃本是个“无名之地”，直到唐贞观八年（634），这片土地才有了第一个行政区划地名：夜郎县。为了“夜郎”这个历史名号，新晃没少和贵州的某些地方打嘴仗。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夜郎国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作为民间语境里的夜郎国，带着一点贬义的色彩。“夜郎自大”这个成语让这个西南古国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一种井底之蛙的形象。其实这个故事有点冤。夜郎并非自大，夜郎本来就很大。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新晃自称夜郎国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唐贞观八年，在这里设置了夜郎县。清代《芷江县志》里记载“便水绕凉伞，有夜郎故县”。这段记载，成为夜郎县县治与今天新晃县关系的一个争论焦点。历史上的夜郎国，根据《水经注》《蜀记》《十洲记》《太平寰宇记》等书的记载：从战国到隋唐，古夜郎大约包括了今日的贵州及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交趾等广大地区的许多地方。夜郎地域非常广大。新晃自然也曾在夜郎国的曾经的疆域之内，但要说具体哪个地方就是夜郎国，恐怕都有失偏颇。

    新晃这个地名，得名也很晚。一直到唐末至五代时，“诸县废，为蛮所侵”，晃州酋长田汉权据得奖州，改奖州为晃州。

    新晃县史志办的文史专家姚源淦老师认为，1993年版《新晃县志》中有关于“新晃”来历的“县名考”，只是罗列史料，并不加以分析论证，而是“推测”：唐“羁縻晃州有可能原处晃山一带，以晃山得名晃州，后迁徙到凉伞，沿用晃州之名”。新世纪初，新晃掀起一股夜郎文化研究与宣传的热潮，对新晃历史又作了一番研究，但依然没有解决晃州历史沿革问题。

    新晃的“新”字，来源于和老晃县的区分。1913年，废晃州直隶厅，改为晃县。1929年县治迁新晃城。1956年12月成立新晃侗族自治县。频繁变动的建制沿革，反映出一个区域不同历史时期定位的变化。如今的新晃，有湘黔铁路和沪昆高铁通过并设站，当年那个荒僻之地，早已成为湘黔间重要的交通节点城市。

    地名就像侗族人的性格：质朴、坚韧、洋溢生活气息

    破译后的侗语地名，一点也不神秘，它们洋溢着生命的色彩。相比于汉语体系地名命名的复杂性，侗族地名的命名方式相对简单质朴。地理、动植物、自然现象、居民属性、社会变迁、民族信仰都可以成为侗语地名的命名方式。

    譬如与所处自然环境相关，如龙口（龙溪口）、贡溪（三水共流）、桂岱（山口袋里的寨子）、各金盘（金盆里的寨子）等；与地貌有关的如盖马（大山坡）、岑转坡、犁辕坡、啸天山、公岩、地习（山坡形如蓑衣）、道丁（山坡形如倒钉）等；地名与水文特征有关：冲闷、转水、河坝、坝上、大坝河、大鱼塘、龙塘等；地名与方位有关，如绞西、广东沟、熳烂、忙烂（对门寨）、岑兰（对门坡）、卧曼（田坝边）、寨绒（中间寨）、寨佑（上寨）、五陵（石山上）。

    有些地名与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有关，如龙崩坡、石崩坡、塘龙（扶罗镇新寨村老行，因科龙发生滑坡泥石流，形成堰塞湖，现仍有堰塞坝痕迹）等；而“进（净）蚕”则与虫灾有关，雷打坡、雷打坳则与雷击有关。地名与动、植物有关：与动物有关的，如科赖（野猪窠）、科蒙（老虎窠）、塘益（水牛塘）、阿况（以石蛙叫声“kuangk”命名）、港溪（港为鹤类的侗语称呼）等；与植物有关的，如枫木寨、桐木寨、李树、禾梨坳等。

    有些地名与行政区划及相关机构有关，如晃州、波洲（州）：北宋初期，在晃境先后设置了晃州、波州（后演变为波洲），属羁縻州。因懿州酋长田元猛“逞其桀骜”，扩大地盘。宋熙宁七年（1074），朝廷派遣章惇收复了懿、晃、波、奖等十七州，并入沅州卢阳郡，结束了土官统治，但地名沿用至今。

    一些地名与当地某个著名人物或居民姓氏有关：与人物有关的，如塘公寨（寨中有个名姚岚塘的考取贡生）、天王寨（湖广农民起义时，寨中有人被封为天王）、豪师龙、老师寨（寨中有个出名的道师）等；与居民姓氏有关的，如吴家、姚家、张家、胡家坝、曹家溪、刘家坡等。

    一些地名与居住历史有关：如迁徙始居地，多称为老寨、老屋（场）、寨告（旧寨）等，而新建的寨子多称为新寨、新屋（场）等。一些地名与宗教建筑有关，如飞山（寨中有飞山庙）、祖师殿（道观名）、土地坳、白土地、麝潭（社坛）等。一些地名与生产活动、生活状态有关的：与耕地形态有关的，如罗汉土、罗盘田、长田、勾田、牛轭田等；与耕地质地特点有关的，如烂泥田、岩板田、红田、早禾田、败泥田等。

    从地名中可以看出，新晃多山的地貌和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形态。这些自然地理与人文风貌，至今也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

    侗语地名与汉语地名混杂，成为一种地名学上的特别现象

    文化的不断融合，直接影响到地名。为了更方便交流，很多地名因此改变。

    姚源淦告诉我们：侗语地名与汉语的关系很复杂。有的是侗语音译，用汉字记录侗音，记录侗语的汉字没有表意功能，其字面意义与地名本意无关，字与字之间没有意义联系，千万不要因此望文生义，否则就容易闹出笑话。如晃州镇水洞村的“凯楼阳”，字面含义是难以解释的，于是人们就谐音为“砍老羊”，解释为岩石形状如老羊。其实它是侗语音译，意为“杨家寨”，“凯”是侗语“寨”的音译变音，“楼阳（杨）”意为杨家人。有一些带有汉语借词的地名，很容易被人看作是汉语地名。如“高冲”“高洲”“高牌”，如果解释为“高高的山冲”“高高的沙洲”“高大的牌坊”，那你就错了。“牌”可以“高”，但“冲”“洲”怎么“高”？其实，这里的“高”来源于侗语“gao”，意为在（哪里），是个介词，它们的意思是“山冲里”“沙洲边”“牌坊边”。

    还有一种是侗汉混译。如中寨镇的“岑兰（屯）”，侗语原名“jienmeng”，意为群山环绕如篮筐，因“meng”没有同音的汉字，就意译为“篮”，简化为“兰”。扶罗镇圭界村的“bagan（外面的人家）”中的“an”，因找不到恰当的汉字，就意译为“屋”，得名“八屋”。第一次地名普查调查人不调查侗语原名，就按字面意思解释为“从前村里只有八户人家”。

    混译中，还有以侗语地名的关键音节为专名，加上汉语通名的形式。新晃村寨中，历史比较悠久的多依山傍水，所以在转换为汉语地名时，保留原名称的核心语素，再加上汉语通名“溪”，更能彰显其所在地自然特征和生活环境。

    更为复杂的是侗语意译的地名。有的侗语原地名找不到恰当的汉字记音，或谐音不雅而不便于音译的，就采用意译的方法。如桐木，侗语是“meiduwho”（梅毒我），非常难听，于是就直接意译了。枫木，侗语是“meisao”（梅骚），“骚”字也不雅，不如意译简便。但凉伞侗语把“枫木”读为“meihao（美号）”，就不存在雅不雅的问题。侗语词汇结构与汉语正好相反，是中心语加修饰语。一般是通名＋专名结构，如anc（屋）mheik（新）、anc（屋）laox（老）、寨告（旧寨子）、冲闷（有井的山冲）、岑榨（阻挡视线的山坡）。一些侗语地名译成汉语后，又加上表示类别的新通名，如盖（界）马坡、岑坂坡、濠庆湾、扣会坳等，构成侗语（通名加专名）加汉语通名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