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晓明 　　全面深化改革“ 元年”，政府购买服务作为一项改革举措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从雨后春笋般的地方探索，上升为全国性的公共政策。 　　面对诱人的政府购买服务“ 蛋糕”，50 余万家社会组织如何从中分得最鲜美的一块？ 而拿到手后，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如何在社区落地，也考验着众多社会组织的能力与智慧。目前，各地不少社会组织还在翘首期盼政府购买服务的结果，准备大干一场。 　　进门：政府购买服务是“敲门砖” 　　“政府购买服务是‘敲门砖’。”近日，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民间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举办的一次周末小型沙龙上，北京耆乐融精神养老中心主任卞学忠如是说。 　　2010 年，卞学忠创立了耆乐融，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精神养老服务。对于“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说法，卞学忠不以为然，偏要在自己家附近的社区里提供公益服务。面对找上门来的卞学忠，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劈头就问：“你们收钱吗？”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紧跟着问：“你们卖东西吗？”在还是否定的回答后，对方大惑不解：“那你们想干什么？” 　　当时，公益服务尚未形成热潮，知晓度并不高。对于居委会负责人的质疑，卞学忠很是无奈：该如何向他们解释自己要付出时间、精力去做一些并不能给自己带来更多收益的事儿？ 　　经过4 年的实践，在卞学忠看来，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之后，社会组织就有了进入社区的“ 敲门砖”，构建基本信任关系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大幅降低。 　　当前的中国，“ 单位人”正逐步向“ 社会人”、“ 社区人”转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民间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王世强发现，尽管单位制解体，但社区居民对居委会乃至基层政府的信任感依旧“坚挺”。 　　有一次，王世强与卞学忠一同到北京市某社区调研，社区居委会主任李长风（化名）给他们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外地来的小伙子，在政府与居委会的支持下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旅游服务，凭借扎实的服务逐渐赢得居民口碑。2013 年，出了一个很小的纰漏，引发了社区居民的不信任，导致了信任危机。由于是政府支持的项目，社区的老年人并不直接去找这个小伙子，而是要求居委会解决。最终在居委会的协调下，以部分退款的方式解决了问题。用李长风的话说，如果没有居委会支持，这个小伙子要想继续在社区开展业务就难了。 　　在“ 金字招牌”之外，卞学忠认为，政府购买服务给社会组织注入现金流，这也是很多社会组织特别是初创期组织得以维持运营的前提。 　　“ 别把政府购买服务当作‘ 摇钱树’。”卞学忠建议，政府购买服务是社会组织的“ 挖掘机”，要借此深挖项目和社会资源，形成社会组织长远发展的基石。 　　登堂：社会组织也忌“拍脑袋”决策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政府改善民生的脚步更加迫切。如何用有限的资金撬动优质的服务，是政府部门必须面对的“考题”。 　　站在社会组织的角度，承接政府购买的服务，资金并不是那么容易到手的。 　　在卞学忠看来，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服务上的需求并不完全对等。例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一年一签合同，而社会组织认为，很多项目至少需要两三年才能真正见到效果，希望项目周期可以更长，获得持续的发展空间。 　　“ 政府购买的服务称之为商品也不为过。”上海市徐汇区社会组织促进会副会长李磊认为，“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在没有详细、可执行的制度化安排之前，每一个项目都要明确实施的规则与期望达到的社会效果。” 　　其实，项目书就是这些具体规则与预期社会效果的直接载体。卞学忠建议，设计项目的时候，切忌采用“ 关注人类未来”等大而空的思路和语言，而是要对拟解决的问题有透彻认识，对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有清晰了解。以老年人问题为例，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的服务，一般而言不用关注全国有多少老人、占比多少等宏观问题，更重要的是具体到某一个街道甚至社区有多少老人、有什么样的需求。 　　按照不少地方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规定，要制定可量化、可持续的绩效目标。从考核评估的角度而言，社会组织承接服务需要量化的考核机制。为了让项目更好地进行效果展示，卞学忠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可视化，在项目过程中录音、录像等，同时也为以后的项目升级积累资料。 　　“ 政府购买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商品，但项目并不完全等同于商品。”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告诉记者，做项目不能没有钱，但不能为了项目而项目。更不能仅仅根据资金的多少而“ 拍脑袋”决策、争取政府项目，一方面，项目的效果无法保证；另一方面，不利于社会组织本身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李磊认为，不能因为某个方面热就一窝蜂地上。社会组织应该建立沟通合作的精神，而不是恶意地去抢夺政府购买的项目，某种程度的竞争是需要的，但自身的优势和竞争力是必须要练就的。 　　入室：找准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 　　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 　　2011 年刚进入社区的时候，一位老大妈说的话让卞学忠印 　　深刻：“你们的项目做得好，我们替你宣传，不用你自己费劲宣传。你要相信老百姓的口碑，我们的口碑比你们的宣传管用多了。” 　　在卞学忠看来，评估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社会效果，首先要让服务对象满意。服务对象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假如签订的合同里只需要做10 次活动、每次服务200 人，那么，要是社区有要求，更多的社区居民想参与成不？ 　　“ 这事儿不能太斤斤计较。”卞学忠觉得，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帮助社区居民解决问题。社区居民心里有杆秤，对社会组织是否真心做事儿有很明确的评判。 　　王世强告诉记者，政府、社会组织、服务对象三者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在项目实际运行过程中应寻找三者之间的需求平衡点，“ 求同存异”。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首先要找准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要满足他们现实的、实际的需要。 　　“ 对服务对象需求的认识不能想当然，服务更不能流于表面，需要精心设计、专业运作。”卞学忠举例说，陪老人聊天、表演节目、打扫卫生，这是大学生去养老院做志愿者经常做的事儿。而敬老院老太太重阳节洗七次脚，则是服务流于形式，对老人的需求想当然的结果。 　　在同一个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也多种多样。王世强告诉记者，社会组织提供服务、解决问题也要通盘考虑，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却随之产生了新的问题。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思路是重视社区的参与性，带动社区居民参与进来。 　　“ 与企业以利益、结果为导向，追求利润和市场占有率不同，社会组织追求的是效益和效果，是社会效应和社会影响力，是对服务对象生活的改变、对社会的改变。”卞学忠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