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境内蕴藏抗战史实的十大地名
信息来源:湖南民政 时间:2016-05-04 14:53 大 中 小
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军民在湖南战场上与日本侵略军先后进行了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
常德会战,
长衡会战和湘西会战六次大会战,
经历了芷江洽降和长衡岳地区受降等重大事件,
湖南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军民在湖南战场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
为夺取全国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出了重大贡献。
时值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在湖南省全面铺开之际,
我们列出境内蕴藏抗战史实的十大地名,
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向在这些地方抛洒热血的抗战英烈致敬。
芷江 以1945年8月芷江洽降而闻名海内外。
15日,
日本政府表示接受美、英、中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
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21日至23日,
中国军队在芷江召见日军洽降代表,
洽谈日军投降事宜。
芷江洽降成为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标志,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记录,
也是日本侵略军屈膝投降的记录。
现在芷江县城东面七里桥有受降旧址,
并建有受降纪念坊、受降纪念馆、飞虎队纪念馆、湖南人民抗战胜利纪念馆。
长沙 以1939年9月至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至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4年5月至9月长衡会战第一阶段长沙战役,
1945年9月15日湖南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长沙举行而铭记史册。
中国军队以长沙为指挥中心,
在北起新墙河、南到浏阳河、东起幕阜—连云山麓、西至洞庭—湘江之滨的河网、平原、丘陵交错地区,
进行了四次争夺战。
除长衡会战长沙失守外,
均取得了胜利。
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
中国军队取得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胜利,
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衡阳 以1944年5月至9月长衡会战第二阶段衡阳保卫战而闻名。
6月18日长沙失守,
23日日军先头部队逼近衡阳外围,
26日对衡阳发起总攻。
防守衡阳的第十军在城内苦战47天。
8月8日,
日军付出重大伤亡后占领衡阳。
衡阳保卫战是抗战后期一次最大的战斗,
时间之长和战斗之激烈在抗战史上少有。
中国军队在长衡地区的顽强抵抗,
使日军遭受了豫湘桂战役中的最大挫折。
现在城内岳屏公园山顶建有“衡阳抗战纪念城”。
常德 以1943年11月至12月常德会战而闻名。
1943年下半年,
日军为扭转太平洋战争的不利局面,
牵制中国军队转兵滇、缅作战,
掠夺战略物资,
并窥探陪都重庆的门户,
于11月初进攻常德。
中国军队一面在常德外围顽强阻击,
一面在常德城郊顽强抵抗。
为夺取常德城,
日军动用了4个师团;
而中国军队仅第五十七师1个师进行守卫。
11月下旬,
日军对常德城展开总攻。
12月3日,
日军攻占常德;
但中国军队随即展开反攻。
10日日军开始撤退,
下旬恢复战前态势。
常德会战是中国军队继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取得的又一次胜利,
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现在城内建有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公墓。
厂窖 以1943年5月9日至13日“厂窖惨案”而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南县厂窖镇位于洞庭湖西北滨,
三面临水,
形如半岛。
小镇扼洞庭湖西北水路要冲,
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1943年,
日军为了打通宜昌至武汉的长江航线,
夺取中国的粮仓,
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于5月5日至6月10日发起“江南歼灭战”——分多股兵力由湖北进犯湖南,
从藕池附近、石首、华容、岳阳等地,
向安乡、南县水陆进犯;
同时配合天上飞机轰炸,
最后在厂窖形成一个合围圈。
当时,
驻守华容、南县、安乡的国民革命军第73军等部主力1万多人奉命撤退准备西渡常德,
以摆脱日军的围追堵截。
刚到厂窖,
便被逼入这个南北长十几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狭长的半岛。
还有湘鄂两省随军涌来的2万多难民,
加上当地居民2万余人,
整个厂窖垸被包围的军民共有5万余人。
5月9日至12日的三日间,
灭绝人性的侵华日军在厂窖残酷杀害中国军民3万多人,
摧残致伤3000余人,
强奸妇女2000多人,
烧毁房屋3000多间,
炸沉、烧毁船只2500多艘,
震惊中外!现在建有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
岳阳 是湖南省境内被日军占领最久的城市。
1938年11月11日,
日军攻陷岳阳城,
前锋推进到新墙河北岸,
与中国军队隔河对峙。
自此,
岳阳城一直为日军占领,
直到抗战胜利。
在这7年中,
日寇烧毁的民房达9.8万余栋,
奸污致死的妇女和被杀死烧死的群众,
共达4万人以上。
至于被掳失踪与受战祸拖累而冻死、饿死、病死和吓死的人,
更是难以数计。
就连闻名天下的岳阳楼也是“墙穿瓦败,
板泄窗飞,
四壁空存,
重门徒启”。
如今,
三圣庙的“死难军民纪念碑”是700余军民鲜血的汇聚,
五十八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是王超奎死守马形山时的缩影,
高山泉林家坡的抗日烈士碑是历史对145名英雄的惟一记载……
雪峰山 以1945年4月至6月湘西会战(又称雪峰山战役)而闻名。
为破坏中国方面的反攻准备,
确保交通线安全,
并占领湘西芷江空军基地,
进而威胁陪都重庆,
1945年4月日军进攻湘西;
中国军队在雪峰山一线迎战。
4月9日起,
日军分三路发起进攻。
中国军队顽强阻击,
并适时转守为攻。
6月1日日军全部撤出战场,
7日恢复战前态势。
湘西会战以中国军队的胜利告终,
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现在溆浦县、新化县、洞口县、隆回县、绥宁县等地建有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纪念塔、陵园或公墓。
新墙河 古称微水,
位于岳阳县境内,
由东向西注入洞庭湖,
全长108公里,
宽处不足100米。
虽然晚清时期,
沿河集镇有“小汉口”之称,
但其扬名国际,
却是它在抗战期间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1938年11月至1944年5月中日军队对峙的地方。
因为该河是日本侵略者企图打通中国战场的大陆南北交通线,
是其将湘北盘踞地向南推进,
无可回避、必须突破的第一道战略防线。
北岸是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阵地,
南岸是中国军队的防守阵地。
三次长沙会战,
日军突破新墙河南岸攻击到长沙城下,
最后又被中国军队反攻退回到新墙河北岸。
长衡会战,
日军又从新墙河发起进攻。
中日军队在该河沿线不少地方,
如相公岭、草鞋岭、笔架山等地都发生过激烈的争夺战。
岳麓山 说起岳麓山,
人们想到的都是林郁山翠、人文胜地;
然而,
七十多年前这里曾硝烟四起,
是长沙会战的战略高地。
对于保卫长沙来说,
成功和失败,
岳麓山都是关键。
1941年12月,
侵华日军进攻长沙,
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
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了靠前督战,
将指挥部从长沙二里牌迁至岳麓山上的一个防空洞,
设立临时指挥部,
在这里指挥作战,
最终取得会战的胜利。
不仅如此,
岳麓山上的大炮还立了奇功。
长沙的主炮兵阵地布置在岳麓山上,
既可瞰制全城,
又能隐蔽于山林之中。
在这些大炮当中,
有当时先进的150毫米榴弹炮,
射程可达10公里。
开战之前,
炮兵指挥官组织对长沙周边进行了地形测距,
特别详测了长沙近郊及城内可资为标志的建筑物,
制成1/25000的标点图。
在战斗过程中,
炮兵根据步兵请求,
依照标点图可立刻精准射击。
现在岳麓山赫石坡建有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
衡山 以“南岳军事会议”而闻名。
从抗战的相持阶段到反攻阶段初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衡山白龙潭上的圣经学校召开了四次军事会议,
蒋介石亲自主持。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38年11月20日至25日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战区长官、将领及湘赣粤桂四省省主席等要员两百多人,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参加此次会议。
此次会议的主要议程一是检讨第一期抗战得失,
按照战略和政略明确武汉失守前为第一期抗战阶段;
二是制定二期抗战方略;
三是按照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新战略方针的要求,
重新调整战区划分,
调整部分指挥官以及兵力部署。
这次会议因处在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向相持阶段转变的时刻,因而十分引人关注,
会议取得的成果对整个抗战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是向世人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
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
其次是适时地实行了战略转移,
“以时间换空间,
积小胜为大胜,
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战略思想体现了持久抗战的原则;
最后会议精神体现了国共合作团结御辱的基本方针。
蒋介石还接受共产党的建议,
着手在南岳共同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游干班由蒋介石兼主任,
白崇禧、陈诚兼任副主任,
汤恩伯任教育长,
叶剑英任副教育长。
游干班从1939年2月开始到1940年3月结束,
共举办3期,
培训了近3000名游击骨干力量。
相持阶段要发展敌后游击战的思想最初是由朱德总司令在武汉参加高级将领会议时书面向蒋介石提出的,
当南岳军事会议决定开办游干班并向共产党方面发出派教官的电报后,
毛泽东高兴地说:“去吧!去讲讲我们的道理。
”于是,
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教学班子,
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由叶剑英担任团长,
教官有李涛、边章伍、吴奚如、李崇、薛子正等。
游干班训练课程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类,
同时还邀请中外知名人士和领袖人士演讲或作报告,
如周恩来演讲了“中日战争之政略战略的问题”,
胡愈之演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等。
两党合作举办的这3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为推动敌后游击战的开展培训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为全面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国共合作史和抗战史中有着重要地位。
现在衡山半山腰建有忠烈祠,
是我国大陆唯一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大型烈士陵园,
共有13座大型烈士陵墓,
安葬第九战区抗日阵亡将士的遗骸。